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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陈明忠 我生错了时代 但没有走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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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忠 我生错了时代 但没有走错路
陈明忠 我生错了时代 但没有走错路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忠诚与无悔
2016年05月06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B1版




陈明忠默默地望着烈士的雕像(摄影/叶彤)


陈明忠曾给侯孝贤导演讲过自己在“军法处”二区二十房的狱友、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的故事。钟浩东是蒋碧玉的先生。因为这样的渊源,侯孝贤在拍摄《好男好女》时,邀请陈明忠饰演蒋碧玉的父亲(摄影/蔡正泰)

   陈明忠:1929年生于台湾高雄冈山的大地主家庭。著名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台湾“统左”阵营的代表人物。其回忆录《无悔》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老人唱起了送别烈士的《安息歌》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绿荫里,有一方3000平方米的广场,这是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而建立的。大型浮雕前,矗立着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雕像,1950年6月10日,他们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一同就义。环抱着他们的花岗岩石壁上,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的名字。
    4月中旬,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一行人前来祭奠,他们中间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哼唱了一首《安息歌》之后久久无言。他是陈明忠,“二二八”事件参与者,也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牢狱生涯总共21年。他这次来北京,是为了回忆录《无悔》的出版。在19次访谈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李娜整理编辑,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校订,这本书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陈明忠详述了一生经历: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党外民主运动的亲历,以及两度入狱在黑牢中度过的日夜,如何形塑了他,社会主义信念如何支撑着他,从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成为坚定的两岸统一派。这本书也将留住一些飘零在历史飓风中的回忆,成为在两岸历史中“失踪”的台共党人的证词。
    从西山回到城中心的三联韬奋图书馆,陈明忠坐在沙发上接受采访,妻子冯守娥在一旁休息。陈明忠年事已高,需要记者很大声地提问才能听到,“早上去了纪念广场,现在心情平复些了吗?”未承想,他回复给青阅读记者的,又是许久的沉默,以及两行热泪。他掏出口袋里的蓝色手绢,拭去眼泪,又唱起了《安息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指引我们向前走……” 他告诉青阅读记者:“当年我们唱着这首歌,送这些人最后一程。”
    陈明忠撩起裤脚,指着自己的腿,给记者看当年被刑求的证据——为逼供认罪,审讯组让陈明忠坐“老虎凳”,致使他腿部受伤,必须坐在轮椅上才能出行。午餐时,他放下筷子给记者看他的手指,指甲很齐整,“牢里没有指甲刀,指甲长了只能自己咬下来。”于是出狱后总是把指甲剪短就成了他的习惯。
    他和妻子冯守娥的婚姻,也和牢狱有关。在“二二八”事件后,在1950年代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陈明忠第一次入狱,冯守娥的哥哥冯锦辉和他同一个牢房。冯锦辉被带出去枪毙前,跟每一个难友握手,他的手心还是热的——这个故事,陈明忠在侯孝贤拍完《悲情城市》之后和他讲过。后来陈明忠被移送绿岛关押,冯守娥也关在这里,她也坐了十年牢。最后他们选择结婚,一同经历后来的风雨。“共同的革命理想是我们结婚的基础。坐牢出来的人,有点像亲人。”冯守娥告诉记者。
    如今,“二二八”事件成了“台独”的政治工具,台共党人在历史中却是被隐去的身影,带着血的革命记忆也被掩埋。在台湾,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边有一处荒坟,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孩子,几十年来无人祭扫,直到1993年,一个名叫蓝博洲的台湾人终于找到了这个坟冢。历经十几年的寻访、研究和修改,他终于完成了《台共党人的悲歌》。“通过这个被掩埋的‘现代史’的挖掘,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取消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大陆学者汪晖在给此书作序时如是说。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无悔》的新书发布会上,也有蓝博洲的身影。“台共党人不只是孤独,不只是被社会遗忘,在台湾他们被抵制,连很多烈士的家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才更应该让他们发声,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的真相。”蓝博洲告诉青阅读记者。
    2005年,陈明忠以“二二八受害者”、“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之后他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钥”交给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这是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的前奏。在演讲稿《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中,陈明忠说,“二二八”是由国共内战导致国民政府在台执政失败而引发,“白色恐怖”则是迁台的国民党政权要“肃清异己”尤其是中共地下组织,“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受难者中,许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但两者不应混淆。“二二八”被扭曲为“台独运动受难”,是鼓吹台独者为政治目的所作的历史扭曲。他呼吁台湾各政党真正理解和彻底反省“二二八”事件,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缔结两岸和平协议。
    陈明忠再次入狱是1976年,罪名是“颠覆‘政府’”。他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终因大规模营救活动而免于死刑。在绿岛服刑期间,也在坐牢的施明德曾给他传过一张小纸条说,我们得弄出点新闻,不然会被外面忘掉。陈明忠没有回信,他认为施明德是“搞政治”的,而自己是“干革命”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陈明忠告诉青阅读记者:“我们不是一条路。对我来说,革命就是自我牺牲,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然而,“搞政治”的未曾被忘掉,“干革命”的却活在历史和社会记忆的缝隙里。“但我不觉得孤独。”陈明忠说。在书中他写道,“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政治是政客在玩,革命是要提着头颅去建设新世界。”吕正惠告诉青阅读记者,“陈明忠1948年加入共产党,他们跟大陆早年牺牲的共产党员是完全一样的,为了建设新中国流血牺牲也无所谓。当然在今天,如何用和平手段把世界改造得更接近他们早期的理想,是我们需要长期奋斗的目标。”
    “革命当然是政治,但陈明忠的意思是说,自己做的不是狭义的政治,不是为了个人在政坛上谋取官位才要这么做。”蓝博洲告诉青阅读记者。在他看来,如今对革命的告别,同样要分别看待,“武装暴力的革命应该会被其他更好的方式取代,但并不是要把革命的历史都丢掉。我个人觉得在面对今天社会的矛盾时,那种理想主义是要延续的。”
    为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社会主义信念怎样支撑了陈明忠的一生?纵览他的读书经历,大概可以找寻一些线索。
    陈明忠的少年时代,接受的是日本殖民教育,他能熟练阅读日文书籍,也曾一度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在高雄中学念书时,他读到了校友宇敷民夫的文章,“高雄中学是充满爱国主义和皇道主义思想的学校……驻校军事教官、武道、体育老师给予学生极其野蛮的教育——高班生不需要任何理由,随时可以殴打低班生,内地人更可以随时随地殴打本岛人……”就是在这所野蛮的、歧视台湾人的学校里,陈明忠才意识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
    那时他开始在家中阁楼的仓库里翻看叔叔的书,特别是有关政治思想的书。“其中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被删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都以XXX代替,以我当时的思想程度完全无法把前后文联系起来。”陈明忠说。大概恰恰是因为删节引发的好奇,他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之路。《三代实录》等书中记述的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共产党的活动燃起他的兴趣,“尤其是有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在法庭上的陈述令我非常感动,也令我觉得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是应该的。”
    台湾光复之后,街头有很多日本人在摆摊,在卖衣物、家具的人群中,也有人把书拿出来卖。不少日本人拥有《资本论》等左翼书籍,着实让陈明忠感到惊奇。他买了不少,但看不太懂。“当时我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大都来自日本的反共书籍,因为要反驳,所以不得不阐述共产主义理论。那时我还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理论的两个说法。”陈明忠说,当时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来自大陆的《观察》和《展望》杂志。
    1950年第一次被捕前后,陈明忠读到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小册子,“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含义,我们比较重视的反倒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点简述的‘五个观点’——劳动、阶级、群众、组织、国际。我们以为只要铭记这五个观点,就足够用于实践了。”后来,难友的一句话,彻底坚定了他之后的思想方向,“他对我讲,之所以参加共产党,是因为觉得新民主主义才符合中国的现实。”
    “‘文革’的种种,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有关“文革”的报道和大陆的“伤痕文学”,让陈明忠痛苦。“大陆广播里说,‘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的整体革命,是让人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革命。但是我在伤痕文学里看到的,却是孩子控告父母,夫妇、朋友相互指控,以至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世界。”陈明忠痛苦万分,“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干地下运动而被敌人刑求处死,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走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没人强迫。”陈明忠说,第一次被捕遇到台中区地委委员张伯哲,他说“朝闻道夕可死矣”,“道”即是共产主义理想。“可是像‘文革’那样被自己人扣帽子,被虐待致死,才是死也无法瞑目的事。”
    陈明忠说,自己必须为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道路,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就是白活了。”在牢里他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1987年,陈明忠保外就医回到台北,陆续从大量日文书籍和汪晖的文章中里读到了大陆的近况。但他又面临了另一个冷酷的事实——在台湾“统”和“左”的分裂,赞成统一的人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赞成社会主义的年轻一辈又对统一采取消极态度。陈明忠后来才慢慢想通,分裂源于对大陆改革开放政策评价的不同。
    出狱之后的20年,陈明忠读了上百本书来研究社会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苏联工业化论争中提出的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概念,给了他极大启发。他开始形成“从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论”这一“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他认为,只有全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阶段,人类社会才有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是人类永远要朝向的努力目标,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及身’(在世时)看到社会主义实现,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IT革命”,可以类比宣告资本主义诞生的“产业革命”
    陈明忠花20年完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台湾人间出版社,2011年),书中包含他在求索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笔记,因为没有记下引用书籍的出处和作者,他署名为“编著”。关于大陆,他写道,“在新时代和新的历史遭遇下,针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课题,如何把这种理想主义化为有效的手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中见到了一点曙光了。其实存在于现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伦理危机并非必然的。”在他看来,思考社会主义如何有效实现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密切关联,并在实践中解决,应该是政府、知识分子和百姓共同承担的任务。
    不过说到底,现在的政治社会环境早已和陈明忠青壮年时代不同了。台湾的年轻人,和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因为找不到出路而变得愤怒。他们选择着自己的表达方式,包括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但这是可以孵化社会主义的土壤吗?
    对当下的状况,陈明忠也不敢再援引一些如雷贯耳的理论了,毕竟,伟大如马克思,也没见过网络时代——这个最好的时代,或者最坏的时代。
    但陈明忠还是很乐观,他相信互联网可以让中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信息网络化的‘IT革命’,可以类比宣告资本主义诞生的‘产业革命’。”陈明忠在自己的书里谈到了互联网的作用,他称之为“网络共同作业”,阐释了这种新型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的萌芽,并窥见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可能性,其中大部分表述集中在劳资关系上,特别是企业的雇佣关系上。在他看来,“由于PC、互联网的低价化,每个人都容易取得和利用,这打破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直阻碍劳动者取得主要生产手段的经济规律,提供了劳动者自立化的历史契机。”
    “我不太会上网的,年纪大了。”陈明忠告诉青阅读记者。我们无从知晓这位87岁的革命家如何看待互联网上两岸青年没有硝烟的争论了。不过采访时,蓝博洲告诉了记者他的看法,他比较乐观。“大陆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需要有出口,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对台湾的感情。虽然单纯的论争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但起码年轻人愿意关心台湾事务,而不是认为台湾和自己无关,这是好事。不同的年轻人会找到不同的方式,在客观地了解台湾社会和台湾历史之后,可能会更准确地找到一些行动方式。如果年轻人愿意读读陈先生的回忆录,我想对台湾的历史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吧。”
    在为《无悔》所作的序言里,吕正惠写道,现在很多大陆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他对青阅读记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谈到社会主义,有人就会觉得有点可笑。所以就务实地做点什么吧,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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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死刑犯陈明忠:我不是蓝不是绿 是红的
中国日报中文网
2016年4月29日

  “大陆对台湾内部情势了解的不多。一般人只知道台湾有蓝绿。有个大陆人来问我,是蓝还是绿,我说,我不是蓝不是绿,是红的。他吓一跳。”

  4月16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牡丹花开得正旺,往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山路上满是踏青的人,可以闻到牡丹花香。87岁的陈明忠坐在轮椅上,把手中的资料包往紧搂了搂,没说一句话。当天一大早,澎湃新闻记者陪同这位从台湾来的老人来祭拜他的战友们。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立的。广场上立着吴石、朱枫等人的雕塑,两边的花岗岩墙壁上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名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一曲唱毕,众人散开,这位因坐“老虎凳”刑而腿部受伤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着一墙已故战友们的名字,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谁是陈明忠?

  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陈明忠是台湾著名社会运动家、“统左”组织的代表性人物、“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年过八旬,回顾一生,他说:“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无悔》正是他口述回忆录的名字。

  回忆录工作由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发起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娜承担采访、录音的工作。

  2011年6月到9月间,李娜有时和吕正惠,有时和陈福裕或蓝博洲先后对陈先生和夫人冯守娥女士进行了19次访谈,随后整理、编辑出文字稿,交陈先生往复修订,又经吕先生的进一步编排校订和陈福裕等人的增补,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该书的简体字版由三联书店刊行。

  这本回忆录封面上写到:“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如何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 ?请读难得的精神履历:暗夜行路,矢志不渝。”


陈明忠

  “和日本人打架,被打成了中国人”

  陈明忠1929年生于高雄,家境殷实。小学时带便当上学,用白米饭换同学的番薯签,觉得很美味,暗中认为同学是傻瓜。在“皇民化”的教育下,他以为自己是台湾人,自然也就是日本人。

  不料上中学时被日本同学称为“清国奴”。彼时,陈明忠和一个日本学生打架。“我们在休息时打,我打赢了。结果第三节下课后,老师一离开,教室门被关起来,十几个日本学生打我一个,打得我哦眼睛都张不开。打完了,一个日本学生对他说‘你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打赢。’”从此,陈明忠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少年陈明忠看不起“皇民化”的台湾人,觉得他们没骨气,像奴才一样。可是,自己家的成人佃农用巴结的口气对他这个孩子说话时,和“皇民化”的台湾人对日本人恭顺的态度没什么不同。换个立场看,在佃农眼里,自己就等同于日本人。他突然觉悟到,虽然自己憎恨压迫和歧视,却从小就扮演了压迫者和歧视者的角色。

  他说:“在学校,我受日本人欺侮,当一个台湾人,一点尊严都没有,动不动被打,政治上给人欺负,这是民族压迫;但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经济上我欺负别人,这是阶级压迫。我知道被欺负的痛苦,讨厌给人欺负,所以开始觉悟到自己也不应该欺负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压迫存在。我的社会主义意识,就这样很朴素地产生了。”

  陈明忠从“中国人”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立场出发,贪婪地从理论书籍和社会实践中学习、思考,从狱友中的共产党人和来自大陆的普通战俘的言行中获取切身感受,逐渐形成了自己坚定的信念。为明其志,他和同样是政治犯的妻子,为两个女儿取名“志民”和“志平”,即“志在为人民,志在为民主;志在为和平,志在为平等”。


为战友送行的《安息歌》

  “‘二二八’事件后,我加入了共产党”

  “‘二二八’让台湾年轻人很苦恼,也开始想出路在哪里?”陈明忠介绍,“当时我们读了很多大陆过来的杂志,有民主党派的《观察》和共产党的《展望》 ,慢慢大家了解,原来祖国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欺负我们的、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白色祖国,一个是要打倒国民党政权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红色祖国。”

  “很多台湾青年都是在‘二二八’后,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开始左倾的。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二二八’扩大了,从七十多个成员到1948年就有了四百多人。”陈明忠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入党的时间是1948年3月2日。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李舜雨(后改名李绍东,2011年九十二岁逝于上海)是职业革命家。”

  1950年,在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陈明忠被捕,表面的罪名是参加“二二八”,暗地里被怀疑是共产党员。

  在宪兵队,陈明忠“被刑求(刑讯逼供),先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刑求人员警告他,“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他依然不承认——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人,一定会被枪毙。

  这本书收录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陈明忠坐在台北马场町枪决纪念丘前拍摄的。在台湾五十年代持续多年的白色恐怖中,日据时代台北的跑马场——马场町,是枪决共产党人等政治犯的刑场。杀一个人,就撒一层土掩盖血迹,杀的人多,慢慢就形成了一人多高的小丘。可见当时恐怖之甚。

  逃过一死的陈明忠,关在狱中十年,目睹了很多人赴死,其中多有坚定的共产党人,也不乏受屈的冤魂。

  “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和同牢房的每个人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为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地跳,他居然这么镇静。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台共)的负责人……他早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出狱以后,陈明忠和冯锦辉的妹妹冯守娥女士结了婚,了解到:“冯锦辉是我岳丈最喜欢的儿子。”

  “过了几天,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也被叫出去了。本来基隆中学案,凡是外省地下党员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训。钟浩东(本省人)坚决不接受感训。”“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

  “张伯哲在大陆时是东江纵队团级政委,来台后是台中市、台中县地区的地委委员,他当然一定死。我看他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

  “我看到了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这是我在牢房里最大的收获。”

  陈明忠在牢房中见到的三个外省人,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人,来台之前见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枪决了。他曾跟我讲,毛泽东对他们很亲切,像好好先生;刘少奇看起来很严厉,对他们一个一个追问,什么事情都不放过。他认为,是因为刘少奇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毛泽东没有这种经历,所以做事风格不一样。”

  “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他的一个同学是共产党,让他给对岸发电报,他拒绝了,但没有检举。”他原以为自己只是会被判徒刑,“结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了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枪毙了。他整个人呆了一阵,然后说:‘我不相信!’又再说:‘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时,长叹了一口气,说:‘啊——算了。’” 他的判决书上写着:“‘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委员长,你是他的学生,竟然不检举共产党!”

  另一个人叫刘鸣钟,估计自己要被枪毙,说:“共产党人被枪毙的时候都会喊‘共产党万岁’,我不是共产党,不能喊‘共产党万岁’,但也不能喊‘国民党万岁’啊——国民党都要枪毙我了。我喊什么呢?’他想了一下,就说:‘我要喊“刘鸣钟27岁!’”但当他被叫出去的时候,“太紧张了,‘刘鸣钟27岁’,忘记喊了。”


1978年的陈明忠

  “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

  1976年7月4日,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出狱16年的陈明忠再次入狱,所依据的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执行。”这个罪名的唯一刑罚是:死刑。

  一进监狱,“上峰”就发了指示:“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口供。”“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了!”此后三个月,陈明忠经历了四轮刑求:第一轮,六天五夜;第二轮,五天五夜;第三轮,五天五夜;第四轮,五天五夜。疲劳审讯、拶指、牙签插指甲缝、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和汽油以及赤身捆在冰块上九小时等等。陈明忠甚至被打到脊椎错位。“问案的人事后对我说:‘我们刑求分四个阶段,一般在第一阶段,大部分人都会承认罪状;到了第二阶段,剩下那些不肯承认的人,连叫他承认‘偷古井’(闽南话谚语),他也会承认。所以第三、第四阶段的刑求,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用过。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四个阶段还不肯认罪的人。你练过什么武功?”

  刑求的痕迹大多消失后,陈明忠被起诉。被以种种低劣的手段剥夺了辩护权的陈明忠,几乎肯定要在秘密审判中面临死刑判决。消息泄露后,在美国、香港等地的亲属、留学生及大量国际人士纷纷行动,举行记者招待会、联署、募捐、示威游行,甚至集资在《纽约时报》第一版刊登全页广告,呼吁免除陈明忠死刑,“公开活动的规模之大,堪称1971年保钓‘四〇一大游行’以来所仅见”。

  迫于种种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临时改判陈明忠15年徒刑,“法院的打字员小姐,连夜打字一个晚上,打到手酸、发炎,第二天去医务室打针”。判决当晚,蒋经国发表电视讲话说:“陈明忠意图从东南亚运送武器发动暴动……”因为政治犯的判决问题,蒋经国亲自在电视上露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987年,通过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帮助,陈明忠保外就医。

  出狱之后,陈明忠仍关心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勉力推进台湾的民主进程和两岸统一。2005年2月27日,他亲赴国民党中央党部,以“‘二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的身份发表讲话,呼吁台湾各政党真正理解和彻底反省“二二八”事件,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缔结两岸和平协议。讲话后,他“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钥’交给(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期许他勇敢负起结束国共内战的责任”,“连战当场指定(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破冰”,后来又亲自正式访问大陆。

  陈明忠介绍,“二二八”之后,台湾青年向左转,就是因为了解到:只有搞革命,才能重建中国经济,才能根本解决内部很多矛盾问题。大陆经过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全面发展起来。

  “这等于实现了当年台湾左翼青年向往的目标。‘中国崛起’的事实已经不容否认。现在和未来的两岸关系,关键还在于:台湾肯不肯承认‘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李登辉、陈水扁都瞧不起大陆,但如果未来台湾还维持这种态度,不肯承认大陆的发展,不愿跟大陆和谈、合作,那还会再吃亏的。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一定会实现的。对此我深信不疑。”陈明忠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年过八旬的陈明忠在书中自述: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七十年代台湾民族运动刚萌芽,我虽然知道坐过牢的人参加这类活动相当危险,但我认为应当为台湾的民主尽力;同时也不愿意台湾继续做美国的附庸,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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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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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木沁塔拉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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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老松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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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 11: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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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此贴,回忆起不少往事。陈明忠同志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台湾共产党组织反帝、反封、反对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共党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中在台湾做了众多工作。后来又在反对蒋介石、蒋经国的白色恐怖中的罪行,为当初受苦受难的群体申冤、落实赔偿事项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清晰地记着,2008年11月我们赴台湾祭奠家父刘光典烈士时,我们和台湾受难者联谊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父亲的骨灰坛前唱安息歌的情景。
    我从1992年与陈明忠建立联系,他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与此同时,祝这位战斗在台湾的红色长者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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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复由不老松在2016/5/7 11:06:34编辑[您当前的身份不允许浏览此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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